上午十点四十分，二號手术室的门推开了。
叶蓁走出来，左手扯下口罩，右手还在活动指关节，骨节发出细碎的咔咔声。
连著两台“华夏之心”的先心病手术。一台房缺修补，一台动脉导管未闭结扎，都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，都是红卡患儿。
刘建民跟在后头，手里捧著术后记录本，嘴里还在念叨。
“第二台的导管壁黏连比术前评估的严重，你那个分离手法我没看明白，回头能不能再讲一遍？”
叶蓁边走边说：“晚上查房的时候一起说，你把术中录像带调出来，我標註几个关键帧。”
“行，我马上安排。”
刘建民小跑著拐进了护士站。
叶蓁在走廊拐角的洗手池前停下，拧开水龙头。冰凉的自来水衝过指尖，她低头洗了把脸。
水珠顺著下巴往下淌，滴在白大褂前襟上，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。
身后传来脚步声。
不止一个人。
她关掉水龙头，拿袖口隨手抹了一把脸，转过身。
安德烈站在三步之外。
银髮梳得一丝不苟，灰色呢子大衣扣得板板正正。那双厚实的手交握在身前，指节泛著白。
两个年轻的苏联医生站在他身后。
伊万的眼眶是红的。
他刚在观摩室里看完了整场手术——从第一台的开胸到第二台的最后一针，中间连厕所都没去过。
翻译站在最后面，手里攥著笔记本，眼神在安德烈和叶蓁之间来回弹。
走廊安静了两秒。
叶蓁靠在洗手池边，没动，等著。
安德烈没开口。
他低下头。
右手伸向自己的左胸口，摸到了大衣翻领上那枚擦得鋥亮的金星勋章。
指腹在勋章边缘顿了一下。
然后，他拧开別针，把勋章从领口取了下来。
动作很轻。
像是在摘一片不属於自己的叶子。
他把那枚代表苏联科学院最高荣誉的金属徽章握在掌心，缓缓塞进了大衣內侧口袋。
伊万的嘴张了张，整个人钉在原地。
他跟了安德烈六年。
从列寧格勒到莫斯科，从巴库洛夫中心到柏林学术年会——那枚勋章从来没有离开过导师的胸口。
从来没有。
在东德国家歌剧院参加国宴时，別著。在who日內瓦总部做报告时，別著。在任何一个有摄像机和闪光灯的场合，安德烈永远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那不是装饰品。
那是他的鎧甲，他的名片，他在这个星球上行医四十年换回来的全部体面。
此刻，他把它摘了。
揣兜里了。
安德烈抬起头，看著叶蓁。
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双手递过来。
没推，没滑，是双手平端著递过来的。
“叶大夫。”
翻译刚要开口，叶蓁已经接过信封拆了。
里面是两张超声照片，一张心电图，一张血气分析报告。
她抽出超声照片，举到走廊头顶那盏日光灯底下。
灰白相间的影像上，一颗比核桃还小的心臟结构扭曲得不成样子。大动脉位置完全顛倒，室间隔上找不到任何缺损的代偿通道。
翻到血气报告。
血氧饱和度——68%。
四天前还是77%。
四天，掉了九个点。
这颗心臟正在倒计时。
叶蓁把照片放下来。
安德烈开口了。
“四天前我从北城给莫斯科打了电话，让他们重新做了全套评估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喉结滚了一遍。
“孩子的情况比我来之前恶化了太多。ecmo维持到现在，肾功能已经开始出问题。”
又停了一下。
“叶大夫——”
他的目光里没有了来时的任何傲气，只剩下一样东西。
一个老医生看了一辈子生死之后，面对自己救不了的孩子时，那种无声的、彻骨的无力。
“如果您不救，这个孩子活不过这个月。”
走廊里只剩日光灯管细微的电流声。
叶蓁低头，又看了一遍那张超声照片。
指尖在影像右下角某个位置划过，停了一瞬。
三秒。
她把照片塞回信封，递还给安德烈。
“转运途中能保证多少小时的生命支持？”
安德烈的眼神变了。
不是亮——是整个人像被人从水底捞了上来，猛地吸进了第一口空气。
嗓音里带上了压不住的急切。
“苏联空军的医疗运输机，机上配备军用ecmo和新生儿恆温舱，莫斯科直飞北城，最多十八个小时。”
“隨机医护人员？”
“巴库洛夫中心的主治医生和两名护士全程陪同。”
他的语速快了一截。
“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。”
叶蓁看了他一眼。
已经提前安排好了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——他在踏上飞机来中国之前，就已经把这条路铺好了。
打电话时的咆哮，见面时端著的架子。
拋出那个绝症病例时的步步紧逼，嘴上说“探討”，目光里全是刺。
都是试探。
一刀一刀地试探她够不够硬，接不接得住。
叶蓁没多说。
“让他飞过来。”
安德烈的肩膀往下塌了一寸。
不是垮，是卸力。
像一个扛著担子走了太久太远的人，终於看见了可以放肩的地方。脚还没停，但脊背已经鬆了。
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，转身就走。
走了两步，又停住了。
回头。
“叶大夫。”
他用俄语说了一句很长的话。语速却很慢，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送，像是在念一段写好的誓词。
翻译张了张嘴，喉结动了两下，才把声音挤出来。
声音居然有点抖。
“院士说——从今天起，他在巴库洛夫中心的手术室里，会掛一张您的手绘解剖图。”
翻译咽了口唾沫。
“他说，那不是用来学习的。”
“是用来提醒自己的。”
走廊里安静了三秒。
叶蓁没回话。
她拿起掛在脖子上的听诊器，转身朝icu的方向走了。
白大褂的下摆隨步子轻轻晃。
安德烈站在原地，目光追著那个瘦削的背影，一直追到拐角。
白大褂的最后一角消失了。
他才低下头。
目光落在自己左胸口。
空的。
那块別了四十年勋章的位置，此刻只剩下呢子大衣上一个浅浅的、被金属压出来的小圆印。
手伸进內兜，指尖碰到了那枚冰凉的金星。
没有拿出来。
伊万走到他身边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后硬挤出一句。
“老师……您的勋章。”
安德烈没转头。
摆了摆手。
“回莫斯科再戴。”
他抬起头，看了一眼走廊尽头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。灯管老了，接触不良，光影一跳一跳的，却倔强地亮著。
“在这里——”
“不配。”
伊万张了张嘴。
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安德烈转过身，大步朝传达室走去。
他要打电话。
打给莫斯科。
让那架飞机现在就起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