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，清晨六时整。
德荷边境。
第一缕阳光刚刚越过地平线，照亮了那些灰绿色的坦克。
第1装甲师的五百辆坦克排成三列纵队，引擎轰鸣，履带碾过草地开始向荷兰境內进发。
菲尔曼少尉从炮塔里探出头来，望著前方那片土地。
“全体注意，准备作战！”耳机里传来连长低沉的声音，
“三分钟后越过边境。保持队形，注意观察。德国人民革命军，前进。”
菲尔曼缩回炮塔，戴上耳机。
六时零三分，第一辆坦克碾过边境线上的界碑。铁灰色的车身微微顛簸了一下，然后稳稳地落在荷兰的土地上。
荷兰边境防线上的士兵们还在打瞌睡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战壕里蹲了一晚上，士兵们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。有人说是德国人要打过来了，有人说是演习，有人说什么都不会发生。
二等兵范德贝克是第一个看见坦克的人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以为是自己看花了。
但那些灰绿色的钢铁巨兽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履带碾过泥土的声音越来越响，震得地面都在发抖。
旁边的老兵一把拽住他，把他按回战壕里。
“別动。”老兵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別开枪。”
范德贝克不明白。
“可是……”
老兵瞪著他。
“可是什么？你看看那些坦克。再看看我们手里的枪。你打他们？他们碾过来，你就是一张肉饼。”
范德贝克沉默了。他趴在战壕边缘，看著那些坦克一辆接一辆从面前驶过，履带捲起的泥土溅到他脸上。他看见炮塔上的红旗，看见那些探出头的年轻士兵，看见他们脸上那种他无法理解的表情。
不是凶狠，不是得意，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。
事后很久他才明白，那叫信念。
阿纳姆大桥，六时十五分。
天空忽然开满了白色的花朵。一千五百名伞兵从运输机里跳出来，降落伞在晨曦中像一片片巨大的雪花。地面上的荷兰士兵抬头看著，有人举起枪，又放下了。
赫尔曼·戈特弗里德中士第一个落地。他的腿被树枝划了一道口子，血顺著裤管往下流，但他顾不上疼。他迅速解开降落伞，端起衝锋鎗，朝大桥衝去。身后，更多的伞兵在落地，在集结，在朝同一个方向衝锋。
桥头的荷兰守军还在发愣。一个少尉拔出枪，想组织抵抗，但他的手在发抖。
对面的伞兵已经衝到桥头堡跟前，
为首的那个中士满脸是血，端著枪，大喊著：“放下武器！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！荷兰工人已经起义了！你们的政府已经跑了！”
少尉愣了一下。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士兵。那些年轻的脸上一片茫然，有人握著枪，但枪口朝下。有人已经放下了武器。有人在哭。
“放下武器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“长官？”旁边的士兵没听清。
“放下武器！”少尉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第一个放下枪的，是他自己。
与此同时，北海。
“恩格斯”號航母的甲板上，十二架战斗机已经全部升空。海面上，德国、法国、义大利、苏联的军舰排成战斗队形，向鹿特丹港逼近。
海军少校弗里德伯格坐在驾驶舱里，望著下方那片灰色的海面。他是“恩格斯”號最年轻的飞行中队长。
耳机里传来命令：
“全体注意，目標鹿特丹港外围防御工事。自由攻击，注意识別友军。”
弗里德伯格推动操纵杆，飞机开始俯衝。海风在耳边呼啸，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他看见下方那些灰白色的炮台，看见炮口正在转向，看见那些惊慌失措的荷兰士兵。
他按下射击钮。
火箭弹拖著白色的尾跡，直直地砸在炮台上。爆炸掀起泥土和碎石，浓烟升腾起来。
他拉起飞机，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
七时整，鹿特丹港。
第一批登陆艇衝上沙滩。法国海军陆战队的同志们跳进齐腰深的海水，端著枪，朝岸上的防御工事衝去。他们以为会遭遇荷兰人顽强的抵抗，但迎接他们的只有空荡荡的战壕和丟弃的武器。
一个年轻的中士站在沙滩上，望著远处那座城市，有些茫然。
“人呢？”他问旁边的战友。
战友摇摇头。
“我看是都跑了。”
远处，鹿特丹的港口码头上，一群工人正在挥舞红旗。
他们举著“欢迎解放者”的横幅，喊著口號。有人朝登陆部队跑来，一个胖胖的码头工人抓住那个中士的手，使劲摇著。
“同志！你们终於来了！政府的人昨天晚上就跑了！荷兰的女王也跑了！把我们都扔下了！”
上午八时，阿姆斯特丹。
达姆广场上，人山人海。工人、失业者、学生、妇女、老人——十万人，从每一条街道涌出来，匯聚在这座古老广场上。他们举著红旗，喊著口號，唱著《国际歌》。
警察站在一旁，不知所措。
有警察已经把警帽摘下来，加入到游行的人群当中了。
费恩站在王宫前的台阶上，望著那片沸腾的人海。范德林登站在他身边，眼眶有些红。
“费恩同志，我们贏了。”
远处，传来坦克的轰鸣声。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，第1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开进了广场。坦克上掛著红旗，士兵们坐在炮塔上，朝人群挥手。有人跳下车，被工人围住，拥抱，亲吻。
一个老工人爬到坦克上，颤颤巍巍地站直身子，扯著嗓子喊：
“同志们！十四年了！一九一八年，我们失败了。今天，我们贏了！”
广场上爆发出震天的欢呼。
与此同时，荷兰各地。
乌得勒支，士兵们放下武器，加入了游行的队伍。
海牙，议会大楼前，人群衝进了空荡荡的会议厅，把那些连夜逃跑的议员们留下的文件撒向天空。
埃因霍温，工人们占领了飞利浦工厂，在烟囱上升起了红旗。
马斯垂克，边境守军还没有接到任何命令，就已经和德国士兵握手言和。
一个荷兰士兵问一个德国士兵：“你们为什么来？”
德国士兵想了想。
“因为你们国內的无產阶级同志在等我们。”
荷兰士兵沉默了。
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国家。那些工厂，那些运河，那些教堂的尖顶，那些他从小看到大的东西。
然后他笑了。
“谢谢。”
上午九时，阿姆斯特丹，王宫前。
费恩站在台阶上，望著那些坦克，那些红旗，那些激动的人脸。
范德林登走到他身边。
“费恩同志，政府军已经全部放下武器了。女王和內阁已经坐船去了英国。德国同志正在接管关键设施。阿姆斯特丹、鹿特丹、海牙、乌得勒支——已经全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。”
费恩点点头。
“伤亡呢？”
范德林登说：“几乎没有。德国同志打得很准，伞兵控制了关键桥樑，装甲师直接插进了腹地。士兵们根本没有抵抗。大多数人直接就回家了。”
远处，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。
费恩站在那里，听著那些钟声。
他想起特鲁尔斯特拉。想起那个在柏林病床上死去的老同志。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替我去看看，荷兰的革命什么时候来。”
他轻轻说：“老同志，革命来了。”
上午十时，伦敦，唐寧街十號。
麦克唐纳站在窗前，手里拿著一份刚从荷兰传来的电报。
范西塔特站在他身后。
“首相，荷兰沦陷了。四小时。只用了四小时。”
麦克唐纳没有回头。
“我们的舰队呢？”
范西塔特说：“还在北海。德国人的潜艇已经封锁了海峡入口。我们的海军不敢靠近。”
麦克唐纳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他转过身。
“给华盛顿发电报。告诉胡佛总统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”
他走回办公桌前，坐下。
“范西塔特，你说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”
范西塔特沉默了几秒。
“首相，我不知道。”
麦克唐纳苦笑。
“我有点想退休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