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焕之让船队停在江口，没往里去。他派了一条小船，送了一封信给尚之信。信很短：我来了。在韩江口等你。你来，我们谈。你不来，我自己走。
送信的人去了两个时辰。两个时辰里，船队停在江口，没动。士兵们坐在甲板上吃饭，吃的是乾粮，就著凉水。林义站在船头，盯著岸上的动静。林土在擦刀，擦了一遍又一遍。阿朗蹲在船舷边上，看著那些红树林，看著那些泥滩，看著那些跑光了人的渔村。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那条小船回来了。船上除了送信的人，还多了一个人。四十来岁，矮，胖，穿一身蟒袍，戴一顶王冠，脸上掛著笑，笑得满脸褶子挤在一起。他上了“南安號”，四下看了一眼，看见旗，看见炮，看见那些端著火銃的士兵，脸上的笑没变，但眼睛动了一下。
朱焕之坐在船尾，面前摆著一张矮桌，桌上放著茶。他没站起来，只是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“尚藩主，请坐。”
尚之信坐下来。他看了看桌上的茶，没喝，盯著朱焕之看了很久。十六岁的年轻人，瘦，高，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，坐在那儿，背挺得很直。
“你比我想的年轻。”尚之信说。
“你的信，我收到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说你来谈。谈什么？”
朱焕之看著他。
“谈你怎么选。”
尚之信脸上的笑收起来了。他看著朱焕之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“你让我选什么？”
“选跟谁站一边。”朱焕之说，“跟清廷站一边，还是跟我站一边。”
尚之信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要是跟清廷站一边呢？”
朱焕之没说话。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放下。他看著尚之信，那双眼睛在夕阳里发亮。
“那你就不该来。”
尚之信坐在那儿，脸上的肉在抖。他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指节发白。他身后站著两个隨从，手按著刀柄，但没人敢动。
过了很久，尚之信笑了。这回是真笑，笑得满脸褶子挤在一起。
“你像一个人。”
“谁？”
“郑成功。”尚之信说，“我见过他，年轻的时候。他也是这样，坐在那儿，说话不紧不慢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。”
朱焕之没说话。
尚之信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茶已经凉了，苦的。他没皱眉头，又喝了一口。
“我爹是大明的平南王。”他说，“他替大明打了一辈子仗。后来清军来了，他降了。別人骂他降將，我不骂。因为他没得选。”
他放下茶杯，看著朱焕之。
“现在我也没得选。清军在南边打吴三桂，在北边盯著我。你在海上看我。我往哪儿走都是死路。”
朱焕之看著他。
“你不是死路。”他说，“你跟我站一边，就不是死路。”
尚之信盯著他看了很久。
“跟你站一边，我能得到什么？”
“广东的港口归你管。你的粮船我替你运。你的兵你自己带。清军打过来，我帮你打。”
尚之信想了想。
“我要是不跟你站一边呢？”
朱焕之站起来，走到船舷边，看著远处的海。夕阳快落下去了，海面被染成金红色。船队的旗在风里飘，四十多条船，排成雁阵，从江口一直延伸到海里。
“你不跟我站一边，”他转过身，看著尚之信，“我就自己走。从潮州走到广州，从广州走到广西。你的地盘，我一条船一条船地过。你的粮船，我一艘一艘地扣。你的兵，我一个一个地打。你不跟我站一边，我就打到你跟我站一边。”
尚之信的脸白了。他盯著朱焕之看了很久，久到夕阳落下去了，久到船上的灯点起来了，久到他身后的隨从把刀柄攥出了汗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朱焕之面前，伸出手。
“我跟你站一边。”
朱焕之握住他的手。
那天晚上，朱焕之在船上请尚之信吃了一顿饭。菜不多，鱼是韩江里的，菜是岸上买的，酒是广东本地的米酒，白白的，倒在碗里像水。尚之信喝了三碗，脸红得像关公，话多起来了。他讲他爹的事，讲他爹怎么替大明打仗，讲他爹怎么降的清，讲他爹临死前拉著他的手说“之信，爹对不起大明”。讲著讲著，眼泪下来了。
朱焕之听著，没插话。他想起郑成功，想起十年前在台湾的议事厅里，郑成功蹲下来问他怕不怕。那时候他六岁，什么都不懂。现在他十六了，懂了一些，但还有很多不懂。
吃完饭，尚之信站起来，要走。朱焕之送到船舷边，尚之信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著他。
“朱焕之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刚才说，我跟你站一边，就不是死路。我信你。”
说完，他跳上小船，走了。
朱焕之站在船舷边，看著那条小船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韩江口的夜色里。他转过身，走回船尾，坐下来。阿朗走过来，站在他旁边。
“监国，尚之信说的话，您信吗？”
朱焕之没回答。他低下头，看著手里的玉。温的。
“信不信不重要。”他说，“重要的是，他选了跟咱们站一边。选了就行。”
他站起来，走到海图前面。海图上標著广东、福建、广西、云南。吴三桂在云南，耿精忠在福建，尚之信在广东，郑经在台湾。清军的主力在湖南。现在，南边这四个人站在一起了。
“写信。”他说，“给耿精忠，给郑经，给吴三桂。”
阿朗拿起笔，蘸满墨。
“告诉耿精忠，尚之信归附了。让他把兵调到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来，跟咱们的兵会合。”
阿朗写完了。
“告诉郑经，让他再调五千人来。加上他带来的一万五，凑够两万。加上南安的三千，加上耿精忠的人，加上尚之信的人，够了。”
阿朗又写完了。
“告诉吴三桂，南边的四个人站在一起了。让他撑住。他撑住了，清军的主力就拖在湖南。他撑不住了，清军南下，咱们谁都跑不了。但这一次，他不是一个人。”
阿朗写完了，把信折好，揣进怀里。他转身要走，朱焕之叫住他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阿朗回头。
“派人去巴达维亚。”
阿朗的手猛地攥紧了。
“告诉汉斯，南安的人要来接他了。让他等著。”
阿朗站在那儿，嘴唇在抖。他把那枚铜幣从怀里掏出来，攥在手心里，攥得手心出汗。
“监国，”他的声音有点哑，“打完这仗，我亲自去。”
朱焕之点点头。
阿朗走了。朱焕之一个人坐在船尾，对著那幅海图。广东、福建、广西、云南。这些地方在地图上连成一条弧线，像一张弓。弓弦是海，弓背是陆。他在这张弓的中间，箭搭在弦上，指著北边。北边是清军，是康熙，是他走了十年才走回来的路。
他把玉从怀里掏出来，放在桌上。玉在灯光下发亮，龙纹清清楚楚。
“郑藩主，”他说，“南边的四个人站在一起了。您在天上看著，看我怎么打。”
他把玉揣回怀里，站起来，走到船舷边。月光照在海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的。船队的旗在风里飘，四十多条船，排成雁阵，从韩江口一直延伸到海里。
他站在那儿，站了很久。
远处，岸上的灯火一点一点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