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。
刘光天站在协和医院外科病房的窗前，看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。
树梢上已经冒出了嫩芽，黄绿色的，在晨风里轻轻晃。
他穿著白大褂，袖口绣著“主治医师”四个字，字號不大，但沉甸甸的。
三年。从莫斯科回来，整整三年。
他今年十八岁，身高躥到了一米七八，肩膀宽了，腰杆笔直，站在那儿像一棵白杨。
脸还是瘦的，稜角分明，眼窝有点深，但眼神更沉了，沉得像一口老井，井底有光，亮得发烫。
“刘大夫，”护士推门进来，声音轻快，“3床的病人醒了，找您呢。”
“好。”刘光天转过身，把病歷夹夹在腋下，大步走出病房。
3床是个老太太，七十三岁，三天前做了胆囊切除。
刘光天走到床边，弯下腰，听诊器的胸件轻轻贴在老太太胸口。“呼吸音清，没有囉音。恢復得不错，明天可以下床走走。”
老太太拉著他的手，皱纹挤到一块：“刘大夫，谢谢您啊。我这条老命，是您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”
“是您自己命硬。”刘光天把被角掖了掖，“好好休息，別多想。”他转身走出病房，脚步很快。今天上午有两台手术，一台胃癌根治，一台肝部分切除，都是大手术。
走廊里，几个年轻医生迎面走来，看见他，纷纷让到一边，微微鞠躬：“刘主任。”
刘光天点点头，脚步没停。他现在是外科副主任，全院最年轻的，也是技术最好的。钱主任去年退休了，临走前拍著他的肩膀说：“光天，我这把刀，传给你了。”
他走到手术室门口，洗手，消毒，穿手术衣。器械护士把刀拍在他手心里，他低头，切开，分离，止血，缝合。动作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处，像一台精密的机器。胃癌根治做了四个小时，肝部分切除做了三个半小时。下台的时候，他靠在更衣室墙上，喝了口水，润了润乾裂的嘴唇。
“刘主任，”住院医小陈凑过来，眼神里带著崇拜，“您那台肝切除，第三肝门的处理，太漂亮了。我看过教材，说那是禁区……”
“不是禁区，是难点。”刘光天把口罩摘下来，露出下巴上一圈青黑的胡茬，“多看，多练，你也能做。”
“我？”
“你。”刘光天把手术衣扔进回收桶，“下周跟我上台，做一助。”小陈的眼睛瞪得溜圆，像被人当头砸了一颗糖。
刘光天没理他，转身往外走。经过护士站的时候，他停下脚步，对值班护士说：“帮我查一下，今天有没有我的信。”
护士翻了翻登记簿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：“有，昌平寄来的。”
刘光天接过信封，手指在纸面上摩挲了一下。信封上是熟悉的字跡，稚嫩但工整，一笔一划都像是刻进去的。他走到楼梯间，靠在墙上，拆开信封。
光天哥：见信好。我已经高中毕业了，分配在即。学校推荐我去当小学老师，但我不想去。我想考医学院，学临床，將来跟你一样拿手术刀。爹不同意，说女娃当什么大夫，找个好人家嫁了才是正事。我跟爹吵了一架，他说要断绝关係。我不怕。七年之约，还剩一年。我会考上医学院的，你等著我。京茹。1966年3月。
刘光天把信纸对著光看了看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不是笑，是一种遥远的温柔。十九岁，高中毕业，要考医学院。这姑娘，比他想像中更倔。他把信小心地折好，塞进內衣口袋，贴著胸口，然后转身，大步走向办公室。
下午，刘光天去了红星药厂。
药厂已经大变样了。三排灰扑扑的平房变成了红砖楼房，发酵车间里摆著五台五百升的不锈钢发酵罐，拋光得像镜子。提取车间有离心机、层析柱、冷冻乾燥机，虽然比不上莫斯科的工厂，但在国內已经是数一数二。
“刘总工！”周铁柱迎上来，二十二岁了，壮得像头牛，笑容还是那口白牙，“您怎么来了？不是有手术吗？”
“做完了。”刘光天走到发酵罐前，仰头看著仪錶盘的数字，“纯度多少？”
“百分之八十七点五。”周铁柱挠挠后脑勺，“还是过不了九十那道坎。”
刘光天皱了皱眉。用了三年，从八十提到八十七点五，但九十就像一道无形的墙，怎么也翻不过去。
“菌种呢？”
“qt-3，您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改良株，已经传了二十代。效价稳定在每毫升六百单位，但纯度就是上不去。”
刘光天绕著发酵罐走了一圈，手指在管道接口处停留了片刻。焊接缝打磨得光滑，没有死角，没有毛刺。设备没问题，工艺没问题，那问题出在哪儿？
“培养基。玉米浆的来源，换一批试试。还有，提取环节的乙酸乙酯，纯度再提一提，工业级的杂质太多。”
“是，我这就安排。”周铁柱转身要走，又停下来，“对了，刘总工，孙秀兰回来了。”
“秀兰？”
“嗯，从西南调回来的，说是在那边干了三年，想回四九城。”周铁柱的声音低了几分，“她……她离婚了。”
刘光天愣了一下。三年前孙秀兰跟著赵长河去西南建厂，走的时候还是新婚。三年后，一个人回来，离婚了。
“人呢？”
“在宿舍，说想见您。”
刘光天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身往宿舍区走。
孙秀兰住在单身宿舍二楼，一间十五平米的小屋，窗台上摆著一盆仙人掌，已经枯了一半。她坐在床边，穿著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头髮剪短了，齐耳，显得脸更瘦。看见刘光天进来，她站起身，手指绞著衣角，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“你来了。”
“坐。”刘光天在椅子上坐下，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“上周。”孙秀兰重新坐下，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枯了一半的仙人掌上，“那边太苦了。高原反应，紫外线，语言不通。他受不了，跑了。”
“跑了？”
“回东北老家了。说是不想过这种日子，要离婚。我签了字，一个人回来的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在说別人的事。
刘光天没说话。屋里安静了很久，只有窗外传来的机器轰鸣声，闷闷的，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。
“秀兰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“二十二。”
“二十二，还年轻。回来就好，药厂需要你。周铁柱那边，发酵车间缺个技术副主管，你先去顶著。”
孙秀兰抬起头，看著他，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。她想起五年前，在昌平医院的土院子里，她第一次看见这个瘦小的少年，站在手术台前，手稳得像做了十几年。那时候她才十七岁，眼里只有崇拜。后来跟著他去莫斯科，回国，建厂，结婚，离婚。五年过去了，他还是那样——瘦，白，眼神沉得像井水。只是眼角有了细纹，胡茬青黑，比当年更沉默了。
“刘光天，你还在等她？”
刘光天看著她，目光平静，没有躲闪。“在等。她今年十九了。七年之约，还剩一年。”
孙秀兰低下头，手指在膝盖上划了划。她想说点什么，比如“我也等过”，比如“值不值得”，但话到嘴边，都咽了回去。“我去车间了。纯度九十，我帮你攻。”
刘光天点点头，目送她走出房门。他坐在椅子上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取出笔记本，写下一行字：1966年3月，京茹高中毕业，欲考医学院。秀兰离婚归来。下一步：纯度九十，医学院招生，京茹入学。七年之约，还剩一年。
四九城的夏天，风云突变。
刘光天是在手术台上接到通知的。那是一台肝切除，做到一半，护士匆匆跑进来，在他耳边低声说：“刘主任，医院通知，所有手术暂停，紧急会议。”他皱了皱眉，手里的止血钳悬在半空。病人躺在台上，腹腔还开著，肝臟露在外面，像一块暗红色的肉。
“做完这台。还有二十分钟。让外面等著。”
二十分钟后，缝合完毕。刘光天摘下手套，洗了手，大步走向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，院长、书记、各科室主任，脸色都很凝重。墙上掛著一条横幅，红底白字。
“同志们，”书记站起来，声音洪亮，“上级指示，医疗系统要改革，要下放，要到农村去，到基层去。本院名额，三十人，报名从速。”
会议室里一片譁然。有人低头，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脸色发白。刘光天坐在角落里，没说话。他看著墙上那条横幅，忽然想起三年前秦京茹在信里说“我跟爹吵了一架，他说要断绝关係”。那时候他就觉得，风向要变。现在，风真的来了。
“刘光天同志，”书记忽然点名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“你是院里的技术骨干，组织上希望你带头报名，去农村锻炼，为全院同志做表率。”
刘光天站起身，微微鞠躬：“书记，我服从组织安排。但有个请求。”
“说。”
“我母亲身体不好，风湿严重，弟弟还在读书。我走了，家里没人照顾。能不能让我弟弟先去，我隨后跟上？”
书记皱了皱眉。刘光福，十七岁，正在读高中，明年高考。
“你弟弟可以插队，去农村锻炼。你留下，把手里几个危重病人处理完，然后主动申请下放。”刘光天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书记，我是大夫，手里有七个术后病人，三个危重，我不能说走就走。给我三个月，我把他们交接好，然后去哪儿都行。”
书记沉默了。他看著面前这个瘦高的年轻人，十八岁的副主任，全院最好的外科大夫。这种人才，下放是损失，但政策是政策。
“……好。三个月。但你弟弟，必须先去。”
“谢谢书记。”刘光天微微鞠躬，转身走出会议室。
走廊里，阳光从窗户斜进来，照在青砖地上，白花花的一片。他走到楼梯间，靠在墙上，从口袋里摸出烟，点了一根。烟是牡丹牌，两毛八一包，他平时不抽，只有极累的时候才来一根。烟雾繚绕中，他想起秦京茹，想起她说“我会考上医学院的，你等著我”。
医学院，今年还招生吗？就算招生，她考上了，能来四九城吗？就算来了，他还能在协和医院等她吗？风变了，一切都变得不確定。他把烟掐灭，扔进垃圾桶，然后大步走向病房。脚步很重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。
三个月后，刘光福走了。
去的是陕北，延安地区，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。刘光天把他送到火车站，塞给他一个包袱，里面是棉衣、棉鞋、几本书，还有五十块钱。
“哥，”刘光福眼眶红了，十七岁的少年，嘴唇上刚冒出一点绒毛，“你什么时候来？”
“很快。”刘光天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好好干，別给刘家丟人。有难处，写信。”
火车汽笛长鸣，缓缓启动。刘光福从车窗里探出头，挥著手，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：“哥——保重——”刘光天站在月台上，看著火车消失在视野尽头，然后转身，大步走出车站。
他没有回医院，而是去了红星药厂。周铁柱和孙秀兰在等他，脸色都很凝重。
“刘总工，”周铁柱递过来一份文件，“上级通知，药厂要合併，併入华北製药厂。咱们这些技术人员，要重新分配。”
刘光天接过文件，扫了一眼。合併，重组，下放，支援三线。熟悉的词，熟悉的味道。
“你们呢？”
“我申请去三线，四川，新建的药厂。”周铁柱挠挠后脑勺，“秀兰……”
“我留下。”孙秀兰说，声音很轻，但字字清晰，“四九城总要有人守。刘总工，您去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”
刘光天看著她，目光平静。二十二岁的女人，短髮，瘦，眼角有了细纹，但眼神很亮，像当年在昌平医院的土院子里，第一次看见菌种长出蓝绿色菌落时的样子。
“我去陕北。”
“陕北？”周铁柱瞪大眼睛，“您弟弟不是刚去？”
“是。”刘光天把文件放在桌上，“我申请去延安地区，公社卫生院。那边缺大夫，缺药，我去，能做点事。”他顿了顿，看向窗外。夕阳把厂房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烟，但顏色淡了，像是隨时会熄灭。“纯度九十，我攻了三年，没攻下来。也许换个环境，换个脑子，能找到答案。周铁柱，你去三线，把咱们的工艺带过去。qt-3菌种，培养基配方，提取流程，全都交给你。”
“刘总工……”
“秀兰，”刘光天转向孙秀兰，“你留下，守著四九城。京茹——秦京茹，如果她能考上医学院，你照应著。如果她来不了四九城，你写信告诉我。”
孙秀兰看著他，眼眶有些发红。“我记住了。”
刘光天点点头，转身走出办公室。脚步很轻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1966年秋天，刘光天踏上了去陕北的火车。
绿皮车厢，硬座，车厢里挤满了人——插队的知青，下放干部，拖家带口的工人。空气里混杂著汗味、烟味、泡麵的味道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刘光天坐在窗边，膝盖上摊著一本《外科学》，风吹得书页哗啦响。他伸手按住，目光落在远处一闪而过的山峦上。陕北的山，跟四九城的不一样。禿，黄，沟壑纵横，像一张老人的脸。偶尔能看见几孔窑洞，嵌在山坡上，门口掛著红辣椒，在秋风里轻轻晃。
“同志，您是大夫？”对面坐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，开口搭话。
“是。”刘光天合上书。
“协和医院的大夫，去陕北？”中年人推了推眼镜，目光里有一种审视，“我叫陈伯达，报社的，去延安採访。您是下放？”
“是。公社卫生院，缺大夫。”
陈伯达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同情，又像是別的什么。“刘大夫，我採访过不少下放干部，有哭的，有骂的，有想不开的。您好像很平静？”
“不平静能怎样？我是大夫，去哪儿都能看病。陕北缺药缺大夫，我去，能救更多人。这比在协和医院守著三十张床位强。”
陈伯达愣了一下，隨即哈哈大笑，笑声在车厢里迴荡，引得周围人纷纷侧目。“好！刘大夫，您这境界，比我採访过的那些人都高！”他掏出笔记本，“来，跟我说说，您去陕北打算怎么干？”
“先看病。然后，建一个土法青霉素车间。那边缺药，尤其是抗生素，一个肺炎就能死人。我把qt-3带过去，用土陶罐、煤油灯，照样能做出药来。”
“土法？您不是刚从大工厂出来？”
“大工厂有大工厂的规矩，土法有土法的灵活。陕北没通电，没自来水，没不锈钢设备。但老百姓要活命，不能等通电了再治病。土法能做百分之八十纯度的，应急够用。等条件好了，再往上提。”
陈伯达飞快地记著，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响。记完了，他抬起头，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。“刘大夫，您今年多大了？”
“十八。”
“十八……”陈伯达摇了摇头，“我十八岁的时候，还在学堂里背四书五经。您十八，协和副主任，去陕北建药厂。这世道，变得真快。”
刘光天没接话。他看著窗外，远处的山峦越来越近，黄土的顏色越来越浓。火车钻进一条隧道，车厢里瞬间暗下来，只有头顶的灯泡泛著昏黄的光。他想起秦京茹，想起她说“我会考上医学院的，你等著我”。今年，她应该已经考完了。考上了吗？来得了四九城吗？他不知道。风变了，一切都变得不確定。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该做什么。
火车驶出隧道，阳光涌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一半亮，一半暗。他重新翻开书，继续看。一步一步来。
梁家河公社卫生院，比昌平医院还简陋。
三间窑洞，一间门诊，一间药房，一间“手术室”——其实就是一张木床，一盏煤油灯，墙上掛著一面裂了缝的镜子。药柜里稀稀拉拉摆著几瓶药，磺胺、阿司匹林、甘草片，青霉素一瓶都没有。
刘光天到的那天，卫生院里只有一个老大夫，姓贺，六十多岁了，背驼得像张弓，眼花得连药名都看不清。看见刘光天进来，他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浑浊的眼珠子里闪过一丝光。
“你就是……北京来的刘大夫？”
“是我。”刘光天微微鞠躬，“贺大夫，以后我跟您搭伙，您多指教。”
“指教不敢当，”贺大夫摆摆手，声音沙哑，“我这把老骨头，快干不动了。你来了，正好接班。”他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，“刘大夫，我跟你说，这地方，苦。没药，没电，没水。病人来了，能输液的输液，能吃药的吃药，严重的往县医院送。县医院八十里地，山路顛簸，送到一半，人就没了。”
刘光天点点头，把背包放在桌上，从里面掏出几个玻璃瓶，用棉花包著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药柜里。“贺大夫，这是我带的菌种，qt-3，產青霉素的。给我一间窑洞，一套土陶罐，一盏煤油灯，我就能做出药来。”
贺大夫愣住了。他看著那几个玻璃瓶，里面装著蓝绿色的菌落，在昏暗的窑洞里泛著柔和的光。
“你会造青霉素？”
“会。纯度百分之八十，应急够用。以后条件好了，再往上提。”
贺大夫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在这卫生院干了二十年，见过下放干部，见过插队知青，但从没见过这样的——十八岁的副主任，背著菌种来陕北，说要土法造青霉素。
“你……你是神仙下凡？”
刘光天笑了笑，那笑容很淡，像冬天里呵出的一口热气。“不是神仙，是大夫。大夫的本分，就是让老百姓有药吃，能活命。”他转身走出窑洞，脚步很轻。贺大夫站在原地，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黄土坡的拐角，忽然觉得，这荒凉的陕北，好像要变天了。
消息传到四九城，是在一个月后。
孙秀兰坐在药厂的办公室里，手里捏著一封信，信封上是刘光天工整的字跡。她拆开，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：
秀兰：见信好。我已到陕北，梁家河公社卫生院。条件艰苦，但能做实事。qt-3已接种，土陶罐发酵，煤油灯恆温，预计一个月后出第一批青霉素。京茹若有消息，务必告知。她今年高考，考上了吗？来得了四九城吗？纯度九十，我在这边继续攻。陕北的玉米浆比四九城的甜，菌种长得好，也许能找到突破口。你们保重。光天。1966年10月。
孙秀兰把信纸对著光看了看，然后小心地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她坐在椅子上，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，忽然想起五年前，在昌平医院，刘光天第一次拿起手术刀的样子。那时候他十三岁，瘦，白，眼神沉得像井水。现在他十八岁了，去了陕北，背著土陶罐和煤油灯，说要继续攻纯度九十。
她低下头，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封信，是秦京茹写来的，字跡稚嫩但工整：
秀兰姐：见信好。我考上医学院了，北京医学院，临床专业。但学校通知，今年新生要全部下放，去农村锻炼一年，才能回校上课。我被分到陕北，延安地区，梁家河公社。我会见到他吗？京茹。1966年9月。
孙秀兰看著这封信，久久没有说话。然后，她忽然笑了，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释然，又像是別的什么。她取出信纸，给刘光天回信：
光天：京茹考上了，北京医学院。但她也要去陕北，梁家河公社，农村锻炼一年。你们，要见面了。七年之约，还剩一年。秀兰。1966年10月。
她把信折好，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。然后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看著远处灰濛濛的天空。风变了，一切都变得不確定。但有些东西，像是冥冥中註定的，兜兜转转，总会走到一起。她想起刘光天说过的话：“一步一步来。”是啊，一步一步来。七年都等了，还在乎这一年吗？
陕北的冬天来得早，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。
刘光天站在窑洞门口，看著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把黄土坡捂成一片纯白。空气里有股陌生的味道——不是四九城的煤烟味，也不是莫斯科的松针味，而是一种更原始、更凛冽的气息，像是冻土和枯草混合在一起。
“刘大夫！”一个年轻的声音从坡下传来，带著喘息，“有……有个病人，高烧三天了，县医院去不了，您快看看！”
刘光天转过身，看见一个穿著蓝布棉袄的姑娘跑上来，辫子上繫著一根红头绳，在雪地里一闪一闪的。她跑得急，脸颊通红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地往上飘。
“你是……”他眯起眼，雪花落在睫毛上，有些痒。
姑娘跑到他面前，停下脚步，仰起脸。雪花落在她的头髮上、眉毛上、睫毛上，像撒了一层细碎的盐。
“光天哥，”她说，声音发颤，但不是冷的，是激动的，“是我。京茹。”
刘光天愣住了。
他看著她，十九岁，比三年前又高了一头，瘦还是瘦，但脸上有了血色，眼睛亮得像雪地里的一汪清泉。蓝布棉袄是新的，袖口还留著摺痕，显然是刚发的。辫子上繫著那根红头绳，在雪风里一甩一甩的，像一团跳动的火。
“京茹。”他说，声音比想像中哑。
“我考上医学院了，”秦京茹说，眼眶有些发红，但嘴角翘著，“北京医学院。但学校说要下放一年，我就来了……我就来了……”她说著，眼泪终於掉了下来，但脸上还在笑，又哭又笑的，像个孩子。
刘光天看著她，久久没有说话。雪花落在两人之间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把什么都罩得朦朧。
“七年之约，”他终於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像一片雪花落在水面上，“还剩一年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秦京茹用手背抹眼泪，但越抹越多，“但我等不及了。我想见你，想跟你一起干点事。你会造青霉素，我会学医，我们一起……”
她说不下去了，只是站在那里，雪花落在她头髮上，把她变成一个雪人。
刘光天走上前，伸出手，把她头髮上的雪花轻轻拂掉。动作很轻，像拂掉一片落叶。“进来吧。窑洞里暖和。我给你看菌种，qt-3，在土陶罐里长得很好。你学了医学院的基础课，正好帮我做抑菌实验。”
秦京茹抬起头，看著他，眼眶还红著，但眼睛更亮了。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”刘光天转身往窑洞里走，“一步一步来。先做事，再说別的。”秦京茹跟上去，脚步也很轻。雪花落在两人身后，把黄土坡捂成一片纯白，把脚印填得平平整整。但有些东西，確实发生了。
窑洞里，煤油灯的火焰轻轻跳动，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刘光天掀开土陶罐上的纱布，露出里面蓝绿色的菌落，在灯光下泛著柔和的光。
“这是qt-3，產青霉素的能力比野生株高六倍。但纯度卡在八十七点五，上不去。我一直在想，问题可能出在培养基里某种微量元素的比例上。”
秦京茹凑过去，鼻尖几乎碰到了罐口。她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霉味，清冽的，带著土腥气，跟三年前在刘光天实验室里闻到的一模一样。“我能做什么？”
“帮我记录数据。”刘光天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，里面整整齐齐码著几十本笔记本，“每天温度、ph值、菌落形態、发酵液顏色，全部记下来。还有——等第一批青霉素提取出来，你做抑菌实验，测抑菌圈直径。这是你的专业，比我熟。”
秦京茹看著那些笔记本，手指在纸面上摩挲了一下。字跡工整，一笔一划，每一页都写满了数字和符號，有些纸边已经起了毛，是反覆翻阅留下的痕跡。
“你一直记著？”她问，声音很轻。
“记著什么？”
“七年之约。还有……我。”
刘光天直起身，看著她。煤油灯的火焰在他瞳孔里跳动，把那双眼睛照得忽明忽暗。“记著。从秦家村的老槐树下，到现在，五年了。我每天都在记著。”
秦京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但这次，她没有抹，任由它顺著脸颊往下淌，在下巴上匯成一滴，落在笔记本的纸页上，洇出一个圆圆的湿痕。“我也是。每天。上课、读书、考试、吵架、考医学院、来陕北……每天都在记著。”
刘光天看著她，久久没有说话。窑洞里很安静，只有煤油灯的噼啪声，和窗外雪花落在黄土上的沙沙声。他忽然伸出手，轻轻擦去她脸颊上的泪痕。手指粗糙，带著做实验时留下的划痕，但动作很轻，像拂掉一片雪花。
“別哭了。干活吧。纯度九十，还等著我们攻呢。”
秦京茹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。那笑容里带著泪，像雨后初晴的天空，亮得刺眼。“好，干活。”
她坐到桌前，拿起铅笔，翻开一本新的笔记本，在第一页上写下：1966年10月，陕北梁家河。qt-3菌种，土陶罐发酵，煤油灯恆温。记录人：秦京茹。字跡稚嫩但工整，一笔一划都像是刻进去的。
刘光天站在她身后，看著那行字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不是笑，是一种遥远的温柔。
窗外，雪越下越大，把整个世界捂成一片纯白。但窑洞里，煤油灯的火焰轻轻跳动，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一高一矮，像两棵並肩生长的白杨。七年之约，还剩一年。但他们已经在一起了。
一步一步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