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线三个集团军的动作非常迅速。
命令下达后不到二十四小时，以师为单位的接收部队就抵达了长江以南的各大主要城市。
南京、武汉、长沙、广州、杭州、福州、南昌——每一座城市的接收过程几乎都是同一个模板：先头部队进城，升旗，张贴安民告示，设立粮食发放点，然后开始登记人口、清点物资、接管治安。
没有抵抗。
一点都没有。
该投降的早就投降了，该跑的也早就跑了，剩下的都是老百姓。
而老百姓的反应，用高兴这个词来形容简直太轻了。
南京。
第一集团军的一个团进城的时候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辆t-54坦克。
坦克还没开进城门，街道两侧就挤满了人。
老头老太太拄著拐杖颤巍巍地站在路边，年轻妇女抱著孩子往前挤，半大小子骑在墙头上伸著脖子往这边看，还有人从二楼的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，手里挥著一块红布，扯著嗓子喊。
“八路军来了！八路军来了！”
这声喊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，整条街瞬间沸腾了。
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，也不知道谁家藏了这么久的鞭炮，平时捨不得放，今天全掏出来了。
锣鼓也敲起来了。
几个老大爷不知道从哪儿搬出来一面大鼓，咚咚咚地擂，敲得满脸通红，一边敲一边乐得合不拢嘴。
坦克上的车长探出半个身子，看著两边这阵势，都愣了。
他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从东北一路打到长江，什么场面都见过，唯独没见过这种不是被欢迎，是被当成救星。
一个老太太不知道怎么挤到了坦克跟前，踮著脚往车长手里塞了一个煮鸡蛋。
“孩子！吃！你们辛苦了！”
车长赶紧摆手：“大娘不用不用，我们有纪律的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。”
“拿著！”
老太太的態度不容商量，直接把鸡蛋塞进了他的手里，然后转过身抹起了眼泪。
旁边跟著的步兵战士们走在坦克后面，每个人手里都被塞满了东西，鸡蛋、红枣、馒头、甚至还有人递过来一碗热粥。
一个年轻战士端著那碗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走也不是停也不是，热粥还直往外洒。
排长在后面喊他：“倒掉你就完了，赶紧归队！”
“排长，这是老百姓的心意啊……”
“那你喝了！快点！”
战士仰头一口把粥灌了下去，把碗还给路边的大姐，大姐接过碗笑得见牙不见眼。
类似的场面在整个长江以南同时上演。
长沙，广州，杭州。
每一座城市的老百姓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庆祝。
因为他们等这一天，等得太苦了。
这两年，长江以北和以南简直是两个世界。
北边的老百姓住进了新房子，用上了电灯，工厂里的工人拿著体面的工资，孩子免费上学，街上跑著卡车和拖拉机，商店里的东西琳琅满目。
这些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南边，南边的老百姓眼馋得不得了。
而他们自己呢？
山城为了维持那个摇摇欲坠的政权，连年徵兵、加税，印出来的票子跟废纸没两样，十块钱买不了一斤米，一百块钱换不了一双鞋，有的地方甚至连盐都买不起，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现在，北平贏了。
山城没了。
他们终於可以过上跟长江以北一样的日子了。
能不高兴吗？
南昌的一个老农民，在八路军进城那天，把家里藏了三年的一罈子米酒搬了出来，摆在街边，见一个战士就拽过来倒一碗。
战士们不敢喝，有纪律。
老农民急了，拽著带队的连长不撒手：“长官啊，我等你们等了三年了，三年啊，这酒我就是专门留著给你们喝的！你不喝我不让你走！”
连长拗不过他，端起碗抿了一小口，竖起大拇指夸了一声好酒，老农民这才满意地放手，乐得在原地蹦了两下。
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蹦那两下差点把腰闪了。
广州那边更热闹。
第二集团军的一个师进驻广州之后，当天晚上，整条珠江沿岸亮起了灯火，也不知道是谁组织的，可能根本就没人组织，就是老百姓自发地点上了灯笼、蜡烛，站在江边，对著北边的方向磕了三个头。
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拉著家人的手一句话都不说，就那么站著，看著对岸的灯火。
一个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站在岗位上看著这一幕，鼻子酸得厉害，使劲仰著头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排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什么都没说。
有些东西，不需要说。
第三集团军负责的善后工作压力最大。
光是俘虏的甄別和遣散就够他们忙的了，累计接收的起义投降人员已经突破了两百万，这两百万人要登记、体检、甄別、分流，愿意回家的发路费遣散，愿意参军的另行安排，有劣跡的单独拘押等候审查。
工作量大得嚇人。
第三集团军军长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，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，嘴上起了一层燎泡。
但他一句怨言都没有。
因为每次走在街上，看到老百姓脸上那种劫后余生的笑容，他就觉得值。
再累，也值。
副首长的飞机在第二天抵达了延安。
跟中央首长们碰了整整一夜的方案之后，他带著一份详细的善后工作计划，登上了飞往山城的专机。
飞机起飞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。
副首长坐在机舱里，翻看著手里那份关於陈成和校长的材料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
他要去见这两个人了。
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对话，从来都不好谈。
但该谈的，必须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