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车到让湖路站的时候，天还没亮透。何雨柱踩到站台上的薄冰，脚底滑了一下，马跃进在身后伸手扶住他胳膊。“院长，小心。”站台上人不多，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跑过来，嘴里哈著白气，脸冻得通红。他盯著何雨柱看了两秒，確认了，才开口。
“何处长？赵总工让我来接您。车在广场上。”
何雨柱跟著他往外走。出站口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，炉子上的锅盖掀著，热气一团一团往上冒。马跃进走过去，买了六个，用报纸包著，揣进怀里。冷风从门洞灌进来，带著煤烟和柴油混在一起的味儿，呛鼻子。
吉普车停在广场边上，帆布篷子，车门上喷著“大庆油田”四个字，红漆掉了一块。司机发动车，排气管喷出一股白烟，在冷空气里半天不散。车开出去，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倒。雪化了大半，露出底下黑油油的土，偶尔能看见几间土坯房，房顶上的烟囱冒著白烟。
“赵总工身体怎么样？”何雨柱问。
司机握著方向盘，没回头。“硬朗。天天往井场跑。去年体检血压高，大夫让少吃盐，他不听。说吃淡了没力气。”他顿了顿，“腿脚也不如从前了，走路慢，有时候瘸。”
何雨柱没说话。他想起那年赵德明来北京抄资料，趴在那本“三次採油技术”前头抄了五天，抄到手指抽筋，甩甩手继续抄。抄完了，抱著那摞纸，眼眶红红的。
车开了一个多小时，停在一片井场边上。何雨柱推开车门，脚踩在泥地上，软乎乎的。抽油机一排一排的，一眼望不到头，驴头慢悠悠地晃，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。空气里飘著油气味，不刺鼻，但浓得化不开。
赵德明从井场那边走过来。他走得慢，左腿有点拖，像是在泥地里拔萝卜。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口磨出毛边，肘部打著补丁。头髮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很深，但眼睛亮。他走到何雨柱面前，伸出手，握住了，不放。
“何处长，您可来了。”
何雨柱看著他的手。老茧厚得发黄，指甲缝里嵌著黑油，洗不掉的。
“腿怎么了？”
赵德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腿。“老毛病，风湿。冬天厉害点，夏天没事。”他笑了笑，鬆开手，转过身指著那些抽油机。“您看看，这十年，產量从五百万吨涨到了两千五百万。全靠您当年那份资料。”
何雨柱没接话。他沿著土路往前走，走到最近的一台抽油机前头，伸手摸了摸那根光杆。铁的，冰凉，被油磨得发亮。驴头慢悠悠地晃，哐当，哐当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。
“三次採油技术，推广了没有？”他问。
赵德明跟在后头，走得很慢。“推广了。全油田都用上了。注聚合物、注表面活性剂、注二氧化碳，一套组合拳。採收率比以前高两成。”
何雨柱转过身。“能耗呢？”
赵德明想了想。“比老办法高一点，但算总帐划算。多采出来的油，那点能耗不算什么。”
何雨柱点点头。他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一个钻井架下头。工人正在起钻，一根一根往上提，泥浆溅得到处都是。一个年轻工人脸上糊著泥，只露两只眼睛，冲何雨柱笑了一下，露出白牙。赵德明指了指那个钻井架。
“何处长，上去看看？”
何雨柱抬头看了一眼。架子高，几十米，铁梯子一圈一圈绕上去。他抓住扶手，往上爬。梯子窄，风大，吹得衣服猎猎响。爬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往下看了一眼。赵德明还在底下，扶著梯子，一步一步往上挪，走得很慢，每踩一步都要停一下。何雨柱等他。
“您慢点。”何雨柱说。
赵德明喘著粗气，摆摆手。“没事。就是爬不快了。”
他们爬到顶上，站在那个小平台上。何雨柱往四周看。抽油机一片一片的，延伸到天边。远处有储油罐，白白的，圆圆的，在灰濛濛的天底下很显眼。更远处有炼油厂的烟囱，冒著白烟，被风吹散。
风吹过来，不冷。何雨柱站在那儿，看著那些抽油机，看著那些储油罐，看著那些烟囱。他想起那年长津湖，趴在雪地里等衝锋號的时候，风颳在脸上像刀割。现在这个风吹在脸上，只是凉的。
赵德明扶著栏杆，喘匀了气，看著那片抽油机，半天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。
“何处长，当年您那份资料，值了。”
何雨柱没接话。他转过身，拍了拍栏杆上的铁锈。“下去吧。风大。”
他们一前一后往下爬。何雨柱走在前头，赵德明跟在后头，每一步都踩稳了才鬆手。下到地面，何雨柱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转过身。
“產量还能撑多久？”
赵德明想了想。“按现在的采法，还能采二十年。要是再用上新技术，还能延长。”
何雨柱点点头。“好好干。”
赵德明握著他的手，攥得死紧。指甲缝里的黑油蹭到何雨柱手背上，他没擦。
他们在井场待了一整天。何雨柱看了注聚合物站、採油队、联合站。中午在食堂吃饭，馒头、白菜燉粉条、一碗小米粥。赵德明吃得很快，呼嚕呼嚕的，吃完一抹嘴，又去井场了。食堂里闹哄哄的，工人端著碗，大声说话，大声笑。
马跃进坐在何雨柱对面，把碗里的粥喝完了，放下碗。“院长，大庆这边，真不错。”
何雨柱没说话。他看著那些工人进进出出，有的穿著油污的工作服，有的戴著安全帽，有的手里拿著扳手。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，笑的声音也很大。
晚上，何雨柱在招待所房间里，从系统空间里拿出那份名单。翻到“大庆”那一页，在“產量”两个字后头，他加了一行字：十年从五百万吨增至两千五百万吨，採收率提高两成。
写完了，把名单放回去。
第二天一早，何雨柱去赵德明办公室。屋子不大，墙上掛著一张油田地图，红蓝铅笔画的標註密密麻麻。桌上堆著资料和报表，摞得老高。赵德明坐在桌前，老花镜架在鼻樑上，镜片反著光。他看见何雨柱进来，摘下眼镜，站起来。
“何处长，大庆的事，您放心。”
何雨柱伸出手。赵德明握住，摇了摇。
“保重。”
赵德明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何雨柱走出办公室，走廊里人来人往。他下了楼，钻进吉普车。车开出大院，拐上公路。窗外的抽油机一排一排往后倒，驴头慢悠悠地晃，像是跟他告別。
马跃进坐在旁边，从怀里掏出那包茶叶蛋，已经凉了。他剥了一个，递给何雨柱。
“院长，吃一个。”
何雨柱接过来，咬了一口。蛋白硬，蛋黄噎嗓子，但有点咸味，好吃。
火车上，何雨柱靠著车窗，看著外头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倒。地里的雪化乾净了，露出黑油油的土地。农民在地里忙活，有的在翻地，有的在施肥。
马跃进在对面睡著了，打著呼嚕。何雨柱从怀里掏出那封信。信是孙秀英去年写的，纸边有点皱，像是被水泡过又晾乾的。字跡不太稳，有几笔歪了，但每一笔都用力。
“何处长，厂里青霉素產量又创新高。出口三十多个国家，换了不少外匯。您有空来看看。”
何雨柱把信折好，放回怀里。他靠著车窗，闭上眼睛。
马跃进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睡著了。火车轰隆隆往前开，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倒。
明天，去石家庄。孙秀英那边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